在二元對立的香港政治環境裡，特別是經歷過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，任何人經常性撰寫文章批評港府，又或者是所謂建制派的話，便會很容易被人標籤為反對派。是故，作為一名經常批評建制派的時事評論員，實在有必要解釋一下，自己跟反對派的批評有何分別，並且從辯證唯物主義和階級學說的角度，指出部分建制派的言行和表現，對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，乃至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長遠發展，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。
眾所周知，根據《憲法》第31條和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香港在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。所謂一國兩制，跟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，本來是三個不同的政治概念，指的是根據《基本法》第5條，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，五十年不變。條文中的「五十年不變」，並不包含五十年後一定會變的話，所以在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下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一國兩制如能不走樣變形的話，將在一段時間內長期堅持下去。
與此同時，熟悉階級學說的人都知道，一國兩制意味着：香港在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，資產階級可透過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，繼續剝削無產、中產乃至是小資產階級的剩餘價值。另一方面，香港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已經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累積，海外及本地的資產階級，已透過各種橫向和縱向收購，把其生意染指到各行各業，並會利用手上雄厚的財力，跟同行的中小企進行不完全競爭，最終使不同行業都出現了寡頭壟斷。
換言之，在香港這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裡，經濟早已被一個個跨行業的托拉斯把持，階級亦已出現分化和固化，用西方政治學用語的話，便是貧富兩極化，以及社會流動性降低。是故，傳統左派策動的反英抗暴失敗後，時任港督麥理浩才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展開一系列的社會改革，包括：十年建屋計劃、設立綜援前身的公共援助計劃，以及推行九年義務教育，藉此建立「社會安全網」。
然而，當港英在聯合談判過程中，得知中方「主權不能談判」的底線，自己在1997年後必然無法繼續管治香港之後，便開始為所謂的「光榮撤退」作出部署，當中包括：一，透過減少土地供應推動「高地價政策」，吸引資本紛紛投資房地產業，使香港實體經濟向房地產業傾斜，從而製造樓市泡沫；二，推動所謂「民主化」的政制改革，務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在回歸後，使香港不再是行政主導，並且透過扶植親西方的政治派閥，為未來的政治爭拗埋下伏筆。
第三個是透過把一些專上學院升格為大學，以此增加學位數目，表面上雖能提升港人整體的教育水平，但亦大學畢業生的「含金量」，使草根再難以透過苦讀來實現階級飛躍。此一套組合拳打下來，使香港產業結構開始單一化，公共財政過度依賴賣地收入，貧富兩極化因樓市投機活動而進一步拉大，草根居住成本亦因樓市泡沫而進一步上升，階級流動性則進一步下降，而這一切一切，便是國家領導人過去所提的「深層次矛盾」。
在此情況之下，要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，便必須化解，或至少是緩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，而解決所謂的土地問題，由於是降低基層乃至中產居住成本，從而緩和階級矛盾的關鍵。如此一來，無論歷屆的特區政府，抑或是所謂的建制派，他們在言行上的表現，便成了香港能否維護社會穩定，乃至是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的決定性因素，至於箇中原因，為免本文篇幅太長影響可讀性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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